成为英国首相之前鲍里斯·约翰逊首先是一位写过10本书的作家

当地时间6日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因新冠肺炎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病房 (ICU) 。

全世界都在关注首相的健康,约翰逊在进入ICU前几个小时还发布了推特,称自己入院,但是“精神状态良好”,并给大家打气, “我们要共同努力与病毒抗争,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被送入ICU。

当地时间8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病情有所好转,现在可以“在病床上坐起来”,并与医护人员积极沟通。

3月27日,约翰逊确诊新冠病毒,开始居家隔离。通过他发布在推特上的视频,很多网友认识了一位在危机中依 然 幽默、乐观的“另类首相”。

事实上,在成为政治家之前,他确实是一位喜剧天才,其玩笑和搞怪形象让他在英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家喻户晓,BBC的搞笑谈话节目“我有没有给你新闻” (Have I Got News For You) 因此而请他客串主持人,获得了英国电视奖的提名。

同时,约翰逊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体裁涉及散文、小说、诗文、非虚构等 。在2001年成为英国国会保守党籍议员之前,他曾在《》、《每日电讯报》和《旁观者》杂志从事实习生、记者与主编等工作,专门撰写讽刺性的政论,这些专栏后来都集结出版。

在当选为伦敦市长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写出了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 (The churchill Factor) 和 《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 (Johnsons life of london) 。这两本书均被翻译成中文引进。

作者: 鲍里斯约翰逊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译者: 蒙蒙出版年: 2016-5-30

作者: [英]鲍里斯·约翰逊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译者: 何虑出版年: 2014-10-1

鲍里斯·约翰逊生于美国纽约上东区,5岁时跟随家人移居伦敦。鲍里斯自述自己的童年:

作为小孩,我有很多粉刺,书呆子气重,刻苦不善谈笑,我消遣时间的办法就是穿越伦敦去大英博物馆待上一天。

鲍里斯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与现任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同为布灵顿俱乐部会员。在大学时代,约翰逊就展示了对于写作的兴趣,他与同学一起编辑牛津大学讽刺杂志《支流》。

毕业后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他发现工作无聊得要命,一个星期后便辞职,1987年底,成为《》实习记者。

当他为报纸撰写一篇关于爱德华二世时期宫殿的考古文章时,丑闻爆发了。他参照了一段自己编造的话作为权威来源,谎称是自己的教父,历史学家柯林卢卡斯 (colin Lucas) 。《》主编查尔斯威尔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解雇了他。

离开《》后,他加入《每日电讯报》, 他的文章以独特文风而闻名,充满了古典的单词和短语,经常称读者为“我的朋友” 。

1989年春,他被派往布鲁塞尔报道欧盟执委会,作为当时布鲁塞尔少见的欧洲怀疑主义记者而闻名。 他的文章使他成为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喜欢的记者 ,尽管下一任首相约翰梅杰非常反感他,并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反驳他的观点。

可以说,从一开始,约翰逊就成为了英国政治中的争议人物。布鲁塞尔的记者同行,批评他不诚实, “作为记者,完全不负责任地虚构故事。”

回到伦敦后,他申请成为战地记者,但主编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提拔他担任助理主编兼首席政治专栏作家。 他的专栏因意识形态的折中主义和独特文风而广受赞誉,并获得了广播节目《报章摘要》年度评论员奖。

由此,约翰逊开启了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为《旁观者》《GQ》等媒体撰写专栏。1998年,他登上电视节目《我有没有给你新闻》大获成功,接着开始在《问题时间》《英国疯狂汽车秀》《帕金森》等其它电视节目上露脸,开始成为一位公众人物。

1997年,约翰逊成为《旁观者》总编辑,依然处于争议的中心:一些人认为,在他的领导下,读者不能关注严肃问题,而专注于微不足道的主题。由于他在杂志上做出的不正确的政治预言,其政治判断力名声被严重打击。由于允许作家在杂志上发表种族歧视和反犹太言论,他广受批评。

2001年,约翰逊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并当选,同时兼任《旁观者》主编,继续撰写专栏并参加电视剧制作。出版了 《朋友、选民和国民》 (Friends, Voters, Countrymen) 一书,讲述了他2001年竞选活动的经验。

200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 《72个处女:错误的喜剧》 (seventy two virgins) (尽管用《卫报》书评人的话来说,就是不太能称为小说) ,这部书围绕着保守党的党内生活,也包含各种传记成分。

2005年,《旁观者》新执行长解雇了约翰逊。随着收入减少,他说服《每日电讯报》将自己的 工资从20万英镑提到到25万英镑,平均每个专栏5000英镑 。同时,这些专栏继续源源不断的变成出版物。

2007年,他的新作 《强迫式父母的危险:一个警示的故事》 (The perils of the pushy parents:A cautionary tale) 出版。 根据亚马逊官方介绍,他不仅尝试用诗文来写故事,还自己画了封面和插图!通过这则故事,他想告诉那些强迫式教育的父母,当你将孩子压迫式地往前推,他们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反弹回来。

就在这一年,他又策划了通俗历史电视节目 《罗马的梦想》 并出版同名书 。之后,又推出续集 《罗马之后》 ,内容为早期历史。这些活动使得他在 2007年取得54万英镑,成为英国国会收入第三高的议员。

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总统竞选期间, 约翰逊为《每日电讯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精神病院的虐待护士” 。

2008年,鲍里斯当选伦敦市长。2011年,为了迎接2012年伦敦奥运会。写作出身的市长亲自上阵,写了一本 《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Johnsons life of london) 。他试图在本书中,向读者展示他眼中的伦敦真面目:一个古老传统与当下生活极度杂糅的未来之城。

他试图在本书中,向读者展示他眼中的伦敦真面目:一个古老传统与当下生活极度杂糅的未来之城。他以其惯常的英式幽默语言风格,以调侃的修辞乐此不疲地与读者分享伦敦的生命力与其独特的个性。

2014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丘吉尔逝世50周年,作为铁忠粉的鲍里斯怎么能放过呢!当有批评者认为他同时做太多事情(比如写作和参与政治),他便援引丘吉尔的先例为自己辩护,因此本书更是被媒体称为鲍里斯自比丘吉尔的铁证。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 (The churchill Factor) 这本书可谓是他最费心力的著作, 鲍里斯不仅亲自走访了丘吉尔的家人和丘吉尔故居,还得到了丘吉尔档案馆和诸多研究丘吉尔的专家和学者的鼎力支持。在详实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历时整整一年完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Goodread给出了4.05的高分并且持续高居亚马逊畅销榜单。

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本书过于美化丘吉尔,“在鲍里斯眼中,丘吉尔的伟大并非仅限于他一个人所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公共决策,还包括丘吉尔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以及品德。有时 丘吉尔犯的错误、个性中的缺陷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鲍里斯眼里都具有某种魅力,那似乎是一位伟大人物必不可少的特征,因而得到了鲍里斯的理解、同情、宽容甚至辩护与支持。 ”

2016年,鲍里斯从伦敦市长卸任,准备完成另一本书,不是任何政治回忆录,而是有关他的另一位偶像——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亚马逊已经预先放出了图书封面,但是因为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此终结,反而因为重回国会参与了举世瞩目的“脱欧运动”而日益繁忙,于是出版方宣布本书将延迟到2020年出版。

2019年7月,鲍里斯·约翰逊当选为英国首相。出版方在接受《出版商务周刊》采访时称没有计划何时出版这本暂定名为 《莎士比亚:天才之谜》 (Shakespeare: the riddle of genis) 的作品。

在这里,祝愿首相能够平安归来,完成他的这部心愿之作,也期待鲍里斯能走出自己的“至暗时刻”,用笔继续记录当下以及历史。

如果你正在回顾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或者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那么请跟我来,让我们前往英国下议院的一个昏暗的房间。首先爬上几步台阶,然后穿过一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再走到一条昏暗廊道的尽头,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

出于安保原因,你在威斯敏斯特宮的地图上找不到它,而且你也无法请导游带你参观它。事实上,我说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毁于闪电战的炮火。但重建的房间依然忠实地保留了它的原貌。

这个房间是供首相在下议院会见同僚使用的,你无需好奇房间的装潢,因为它平淡无奇。

想象一下房间里许多的绿色皮革、铜饰钉、沉重的纹理清晰的橡木板饰,还有普金设计的墙纸。除此之外,墙上还挂着几幅画,微微倾斜着。再想象一下房间里缭绕的烟雾——我们正要谈论的是1940年5月28日的下午,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们(包括我们的英雄丘吉尔在内)都是烟不离手的老烟枪。

可以想象,并没有多少日光从百叶窗照进房间里,但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出在场的重要人物。房间里总共有七人,他们是英国战时内阁的成员。

会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足见他们面临的危机有多深。这是5月26日以来他们的第九次会议,然而他们还没有就自己和全世界面临的存亡问题得出答案。

坐在椅子里的是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另一边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被丘吉尔突然取代的人。这位前首相穿着高领衣服,脖子僵硬,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无论正确与否,张伯伦被归罪于致命地低估了希特勒的威胁和绥靖政策的失败。那个月早些时候,纳粹把英军从挪威打发走的时候,是张伯伦为此担了骂名。

在场的还有哈利法克斯勋爵,那个生来没有左手并且左臂萎缩、消瘦的高个子外交大臣。还有被丘吉尔抛弃的自由党领导人阿奇伯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工党代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和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丘吉尔曾用他一生中最歇斯底里的语言抨击过他们的党派。此外,在场的还有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Edward Bridges)爵士,他负责会议记录。

摆在会议前的问题并不复杂,然而过去几天里他们一直反复咀嚼着,形势也越来越糟糕。没有人明说,但每个人都清楚会发生什么。英国应该参战吗?让年轻的英国军人前往一场各种迹象都表明会输的战役赴死是否明智?或者英国应该完成某种交易,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倘若交易完成,那么战争会随着英国的退出而结束吗?这项交易有可能拯救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生命吗?

我不认为我的同辈人当中,更不用说我的孩子这一代,有多少人完全理解我们曾距离这一步有多么近。英国本可能在1940年谨慎而理性地退出战争——当年,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严肃地主张开始“和谈”。

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并不难理解。法国传来的消息并不只是糟糕,而是糟糕得难以置信,连局势好转的最微弱的希望都看不到。德军直扑巴黎,轻而易举地蹂躏法国的防线,他们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某种新的战斗种族,有着蔑视一切的狂热与效率。希特勒的装甲师不仅横扫了低地国家,还穿过了阿登山区本应该无法穿透的峡谷天险,滑稽可笑的马奇诺防线溃败了。

法国将军们成了可悲的人物——每当这群满头白发,戴着克罗索(Crusoe)式平顶军帽的老头子跑回防线,不知为何德军就已经在那儿了,紧接着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便像哭喊着的报丧女妖似的袭来,坦克部队也发起进攻。

英国远征军被困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他们一度尝试反攻,但是被击退了,现在正等着从敦刻尔克撤退。如果希特勒听从了他的将军的建议,他本可能在当时粉碎我们:只要派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坦克部队进攻这些不断缩小,并且事实上毫无抵抗的小片地带。他本可以消灭或者俘虏英国大部分有战斗力的军队,剥夺这个国家抵抗的实力。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空军扫射着海滩,而英国军队正沉入海中。英国士兵们绝望地用他们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朝空中射击,他们被俯冲轰炸机剁成肉泥。在那一刻,在5月28日那一天,也许公众还没有意识到,但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对将军来说,英国很可能失去大半军队。

战时内阁目睹了英国军队蒙受了从失去美国殖民地以来最大的羞辱,并且一切似乎再无退路。对当时的战时内阁来说,欧洲地图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

两年前奥地利就陷入了深渊,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波兰已经国破,而几周前,希特勒又为他的征服履历增添了不凡的成绩——他轻易瞒过了英国,夺取了挪威。而英国花了数月时间精心

策划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注定失败了。希特勒仅仅用了略超过4小时就俘获了丹麦。

荷兰投降了,比利时国王在前一天午夜怯懦地升起了白旗,每过一小时就有更多的法国军队投降——有时是在愚蠢而勇敢地抵抗之后,有时则是带着绝望与宿命的解脱。

1940年5月,最重要的地缘战略考虑无非是:英国——大英帝国——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可靠的支援的希望,连希望的前景都没有。意大利与我们为敌。当时希特勒看起来不可战胜,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订了“钢铁条约”,并且很快就会作为希特勒的同盟加入战争。

苏联签署了令人作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意与纳粹一起瓜分波兰。而美国人对欧洲的任何战事十分敏感。这不难理解,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5.6万名士兵,如果把因为流感

死去的人计算在内,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美国人除了从大洋对岸送来含糊的同情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尽管丘吉尔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但美国那边没有表现出任何带有骑士精神的举动。

那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想象继续战争的结果。他们了解战争的一切,他们中有的人参加过一战。二十一年前那场可怕的屠杀仍历历在目——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比海湾战争距今天的时间还要短。

全英国的家庭一度被当年的悲痛所笼罩,几乎没有例外。让人们再度经历那样残酷的一切正确吗?公平吗?而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呢?

从内阁会议记录来看,这次会议是由哈利法克斯伯爵开始的。他开门见山,说出了过去几天里他一直强调的观点。

他是个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很高,身高6英尺5英寸,比丘吉尔隐隐高了10英寸(虽然当他们坐在桌边时他的这项优势不会特别明显)。他毕业于伊顿公学,是学校的明星,他滚圆的额头与万灵学院精英的身份相符(别忘了,丘吉尔没上过大学,他考了三次才去了桑赫斯特)。从当年的录影中可以发现,哈利法克斯伯爵说话时声音低沉,语调抑扬顿挫,

带着那个年代他那个阶层特有的清晰而干净的发音。他透过圆框眼镜的厚镜片审视一切,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他有时会举起自己的右手,手微微紧握。

意大利大使送来消息说: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爵士透露,英国是时候通过意大利寻求调解了——借用这个名字很聪明,因为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是有名的强烈反对德国,不赞成对希特勒绥靖政策的外交官。在这样的包装下,这条讯息看起来十分微妙,并且非常诱人,但是它的意图再赤裸不过。

这并不是简单的来自墨索里尼的和谈的意愿,这显然是他的主要同盟传达出的信号。这是希特勒的试探,他的魔爪盘绕着白厅,并伸向下议院的心脏。丘吉尔对发生的一切了若指掌。他知道令人失望的法国总理就在伦敦城里,刚刚同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吃过午餐。

M.保罗雷诺知道法国战败了,他打心底清楚他的英国朋友所不敢相信的事实——法国军队像纸折的小人一般,以近乎神奇的速度不断退缩。雷诺知道他将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为人不齿的人物之一,被人们记住。他相信他能够说服英国开始谈判,如此一来,这种屈辱会被分担,被减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更可能为法国争取到更好的条款。

这条由意大利转达,被法国支持,却源自德国独裁者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英国应该审时度势,与现实妥协。丘吉尔回应的原话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唯一能了解的是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所留下的简短的,很可能被精简过的结语。我们不知道那个下午首相在同僚面前表现得如何,但我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当时的报道说丘吉尔已经显露出疲态。他65岁了,但他在深夜工作的习惯把他的下属和将军们快逼疯了:他一边喝着白兰地和烈酒,一边向白厅打电话要文件,询问消息。当绝大多数正常男人跟妻子睡在一起的时候,丘吉尔正召开会议。

丘吉尔穿着自己奇怪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式服装,条纹长裤,黑色马甲和链表令他看上去像《唐顿庄园》里宿醉的管家一样。有人说丘吉尔脸色苍白,这也十分可信。让我们再为他加上一根雪茄,落在腿上的少许烟灰,还有沾着唾沫星子的咬紧的下颚。

他让哈利法克斯伯爵忘掉那条信息,就像会议记录里记述的那样:“首相说,显然法国把墨索里尼先生视为我们和希特勒先生之间的调停人。他决心避免令局势发展到这一步。”

他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提议意味着什么。从上一年的9月1日开始,英国一直与德国交战。这是一场为了自由与原则的战争——保护不列颠和英帝国不被臭名昭著的独裁所染指,如有可能,再击退附属国的德军。与希特勒或者他的密使开始谈话,开始“谈判”,与他们在桌前的任何讨论都意味着同一件事:英国接受以意大利为中介的调停。

丘吉尔深知,如果到了那一步,抵抗的力量会溃散,白旗将在英国上空无形地升起,而反击的意志将烟消云散。

因此,他对哈利法克斯伯爵说了不。也许有人认为这就足够了:首相已经就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其他国家,争论或许已经就此结束,但是英国政府却不是这样运作的:首相只是诸多席位中的首席,他必须赢得同僚的支持。要理解丘吉尔与内阁这次对话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记住丘吉尔当时的地位是多么脆弱。

他当上英国首相才不到三周,内阁之中谁是他的同盟还不甚明了。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是工党代表,大体上是可靠的,自由党的辛克莱同样如此。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决定性的力量。托利党在某种程度上是议会最大的党派,他靠托利党赢得了选举,托利党却对温斯顿丘吉尔疑虑重重。

丘吉尔作为一个年轻的托利党议员崭露头角,但从那时起他大肆抨击和讽刺自己的党派,后来还叛逃加入了自由党。虽然最终他重新加入了托利党,但是有太多的托利党人把他视为一个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仅仅几天前,当丘吉尔走进议院时,曾为张伯伦忘情欢呼的托利党议席用沉默欢迎了他。现在,丘吉尔与两个强大的托利党人坐在一起:枢密院议长张伯伦,第一任哈利法克斯伯爵、外交大臣爱德华伍德。

这两人过去都与丘吉尔有过冲突,并且都有理由认为他不仅精力充沛,还毫无理性,危险十足。早在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的削减商业议案就令张伯伦大为恼火,张伯伦认为他的计划会使托利党在地方政府的收益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更不用说由于张伯伦无法与希特勒取得对等交涉,丘吉尔因此与他产生的成年累月的矛盾了。至于哈利法克斯伯爵,他在1930年前后曾出任印度总督。丘吉尔对任何暗示印度独立的观点都加以毫不留情的反对和炮轰,哈利法克斯伯爵则首当其冲。

在那个灰暗的5月,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甚至在丘吉尔之上的权威。5月8日,张伯伦遭遇了致命的一击:在挪威问题的辩论中,大量托利党人不再支持他。在关键的5月9日的会议上,这位即将卸任的首相选择了哈利法克斯伯爵作为继任者。张伯伦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继任,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也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工党和上议院中的许多人,以及整个托利党,都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下一任首相。

事实上,丘吉尔最终成为首相是因为得到了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首肯——张伯伦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但在沉默而可怕的两分钟过去之后,他退出了竞争。不仅因为未经选举的首相指挥起整个政府将会十分艰难,他还明白地说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定狂放不羁的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如此,一度成为国王心中的首相人选给了某人一定程度的自信。尽管丘吉尔明确反对,哈利法克斯伯爵仍然加入了争论。他提出的方案在事后看来是屈辱的。

哈利法克斯伯爵认为,应该仰仗希特勒的仁慈与意大利人开始谈判,而且为了确保理想的谈判结果,一开始要对一些英国权利做出让步。尽管会议上并没有列出详细清单,但那一定指的是马耳他、直布罗陀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共同经营权。

哈利法克斯能向丘吉尔提出这样的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胆量。以此来奖励侵略?还是把英国的财富和权利转手交给穿着军靴、下巴突出的、可笑的独裁者墨索里尼?

丘吉尔一直反对。法国人试图让我们陷入“滑坡谬误”,让我们朝着与希特勒的谈判和投降条约前进。他强调,一旦德国进攻失败,我们的立场会强得多。

但是,哈利法克斯又说,在法国退出战争前,即纳粹德国空军来袭,摧毁我们的飞机制造工厂前,也就是现在,我们能争取到较好的条款。

如今看来, 哈利法克斯可怜的失败主义很难为情,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并且原谅他的判断失误和坚持己见。1940年7月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反对绥靖政策的《罪人》(Guilty Man)一书出版以来,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哈利法克斯曾于1937年前去与希特勒会面,他一度了不起地把元首当成了侍从。我们必须承认,他与戈林十分相熟。他们两人都喜欢猎狐,戈林亲切而戏谑地叫他“哈拉里法克斯” (Halalifax) ——德语中“哈拉里” (halali) 是狩猎时高喊的口号。但把他想成纳粹德国的辩护者或者英国政府内的德国间谍是荒唐的。

他认为他能找到保护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并挽救人民的生命的方法。而且,持这样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英国的统治阶层扑朔迷离,至少其中暗含害群之马——纳粹德国的支持者和调停者不仅仅只有米特福德家族,英国土生土长的“元首”、法西斯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Oswald Mosley) 爵士和他的追随者而已。

1936年,奈莉·塞西尔夫人 (NellyCecil) 注意到几乎自己的所有亲属都“对纳粹十分温和”。原因很简单:1930年间,比起对希特勒的恐惧,上流社会普遍更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重新分配社会的理想。实际上,他们把法西斯视为抵御的壁垒,并且他们有来自高层的政治支持。

戴维·劳合·乔治曾去过德国,他被元首的光芒俘获,把他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这位被迷惑了的前英国首相称希特勒是天生的领袖,希望英国“也出现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人来主宰我们国家如今的事务”,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中有这样一个人,能带领英国战胜第三帝国。

这位满头白发的威尔士巫师被巫术迷惑了,丘吉尔从前的导师成了最不入流的失败主义者。不久前媒体也唱着同样的调子,《每日邮报》一直鼓吹希特勒在东欧越自由就越能打击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希特勒,恐怕整个西欧已经被赤色的喧嚣所淹没。”

《》尤其支持调停,编辑杰弗瑞·道森(Geoffrey Dawson)曾描述过自己如何在审稿时删去一切可能冒犯德国人的内容。比弗布鲁克男爵甚至撤掉了丘吉尔在《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专栏,他的立场坚定地站在纳粹一边。相当多自由舆论,例如演艺界的约翰·吉尔古德、西碧尔·索恩迪克和萧伯纳都曾试图说服政府“考虑开始和谈”。

当然,最后形势改变了。反对德国的态度扩大了,而且变得出奇地强硬。但在这之前,“寻求和平”这一提议得到了英国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支持。于是在那关键的时刻,哈利法克斯与首相的争论继续着。

窗外是和暖而美丽的5月光景,圣詹姆士公园里的栗子树郁郁葱葱,而房间里却进行着一场博弈。

丘吉尔告诉哈利法克斯,一切与希特勒的谈判都是陷阱,将把不列颠置于任其宰割的境地。哈利法克斯说,他不明白法国人的建议有什么问题。

张伯伦和格林伍德不时插话,表达一些毫无用处的观点——无论是继续作战还是开始谈判,都充满风险。

会议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一刻(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丘吉尔使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他宣布休会,晚上7点再继续。接着,他找来了内阁的全部25个成员,这是他们中许多人第一次听首相丘吉尔讲话。

他无法说服哈利法克斯,也不能直接压制他或者无视他。仅仅前一天,这位无畏的外交大臣还斥责丘吉尔说了些“可怕的胡话”。如果哈利法克斯辞职,丘吉尔的地位将被削弱。丘吉尔作为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开场并不成功——他负有完全责任的挪威战役被认为是灾难。

诉诸理性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在场的人越多,气氛就越热烈。现在,他转而诉诸情感。在所有内阁成员前,丘吉尔发表了惊人的讲话——完全抛弃了先前小型会议中不得不表现出的理性与克制。“可怕的胡话”席卷一切的时刻来临了。

目前最好的记述来自战时经济大臣休达尔顿(Hugh Dalton)的日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份资料。丘吉尔异常冷静地开始了讲话:

在过去几天里,我彻底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是否有责任考虑与那个人(希特勒)开始谈判。

但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倘若我们此刻试图寻求和平,得到的条款会比血战到底强。但是,德国人会拿走我们的舰队、海军基地和更多东西——这会被称为“解除武装”。

我们会沦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英国政府会落入希特勒安排的傀儡——莫斯利或者其他人手中。在这之后,我们的结局将如何?但另一个选择下,我们仍有巨大的实力与优势。

我坚信,倘若我有一刻曾考虑和谈或者投降,你们中的每个人都会站起来,把我从这里拽下来。假如不列颠漫长的历史最终将在我们手里终结,那么唯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时,才能让它结束!

在场的人被这番话语深深地触动了(从达尔顿与利奥·阿梅利的记述来看都是如此)。他们深受鼓舞,高声呼喊着,还有人跑上去拍丘吉尔的肩。丘吉尔以强烈的个性无情地逆转了这场争论。

这并非普通的外交时刻,而是在保卫国家和流血牺牲之间抉择。这是作战前夜的讲话,以某种更热血的方式感动了内阁成员。当战时内阁会议在晚上7点继续时,争论结束了,哈利法克斯放弃了。丘吉尔得到了内阁明确而热情的支持。

在做出这个决定(要反击而不要和谈)的一年内,超过3万名英国男人、女人和儿童死去了,他们几乎都死于德军之手。屈辱的和平与无辜的生命被残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到底孰轻孰重?很难想象今天的英国政治家有魄力做出与丘吉尔一样的选择。

即便在1940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展现这样的领导力。艾德礼不行,张伯伦不行,劳合·乔治也不行,而曾经最能够代替丘吉尔的人——哈利法克斯,当然更不行。

丘吉尔给哈利法克斯起了一个谐音的绰号“老狐狸” (Holy Fox) ,因为哈利法克斯是刻板的天主教徒,还喜欢猎狐,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有狐狸一样精明的头脑。但如果说狐狸无所不知,那么丘吉尔则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丘吉尔敢于为之,因为实际上他比哈利法克斯看得更清楚。他怀着空前的责任与正义看清了一点:血战到底也许很可怕,但投降只会更糟糕。他是对的。要明白为什么,只需想象没有丘吉尔的194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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